【2007/09/13 聯合報╱榮念曾（香港當代文化中心總監)】
2007年四月下旬，由於心臟冠狀動脈繞道手術，我被隔離在台北振興醫院的加護病房裡，有足足近一個禮拜。期間唯一和外界的接觸，就是一架吊在半空中的電視機。在這段漫長時光裡，幾乎一天二十四小時手持遙控器面對著電視機，我由此認識了台灣的電視節目，也因此認識了普遍存在於2007年台灣那種焦慮，好勝及極端感性的社會心態。無論是新聞報導、時事評論、綜藝作秀以及遊戲節目，表象是多元開放，更深入一層，就會發現那幾乎一致的躁急搶白節奏，以及存在其背後的內向、無奈及無力感。
2007年四月下旬，由於心臟冠狀動脈繞道手術，我被隔離在台北振興醫院的加護病房裡，有足足近一個禮拜。期間唯一和外界的接觸，就是一架吊在半空中的電視機。在這段漫長時光裡，幾乎一天二十四小時手持遙控器面對著電視機，我由此認識了台灣的電視節目，也因此認識了普遍存在於2007年台灣那種焦慮，好勝及極端感性的社會心態。無論是新聞報導、時事評論、綜藝作秀以及遊戲節目，表象是多元開放，更深入一層，就會發現那幾乎一致的躁急搶白節奏，以及存在其背後的內向、無奈及無力感。
同樣地，三月底我和來自歐美亞太的評審們，面對著福華飯店的螢幕，透過台新藝術獎參選作品的錄像及文字紀錄，浮光掠影地感受台灣當前音樂、舞蹈、戲劇、裝置藝術、多媒體以及其他「視覺藝術」的發展。身為決審的我被告知四項評審標準是︰作品的完整性、成熟性、技術性及實驗性。我個人認為除了最後一項，其他似乎沒有評審討論的餘地。倒是可以追問︰這些作品和台灣「公共空間」有沒有切身的互動？如果沒有，退一步他們是否誠實反映台灣當前文化的獨特性（例如我所切身感受到的那種內向性、無力感及無奈）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