約是04年,法國一位女記者Lorence到伊拉克做採訪工作而被綁架,一起被綁的還有她伊拉克籍的男翻譯。那段時間,法國媒體每天不斷的報導,政府官員經常出面承諾將盡政府所有力量營救,巴黎市長在市政廳前掛起了營救Lorence的相關布條。期間經歷的時間不短,這則新聞時大時小,但是電視台總會在晚間8點新聞的一開始告訴民眾女記者被綁架的日數。某一日,傳來女記者將被釋放,媒體釋放出的訊息是愉悅的,我們看到女記者的母親喜極而泣,以及政府官員的欣慰。女記者和她的伊拉克籍翻譯是搭法國派去的專機回到法國。那一天,法國電視台少見的做了SMG連線,即使只為了拍攝到女記者一面,以及簡短的感謝。正式的記者會是在隔日,女記者在會中表達了她對大家支持及政府的營救無限的感謝,並敘述了被綁的過程。以我,一個外國人所感受到氛圍,整個社會是支持他的,因為她能夠順利被營救而對政府抱有正面的態度,因為她的平安回來而高興。 

同年(或是前一年),日本也有幾名人員在伊拉克被綁;這幾名日本人是以志工的身分到伊拉克。
日本政府最後雖也營救了大部分的人員,但不幸的還是有犧牲者。
這則新聞在法國也有不小份量的報導,但是真的引起我的注意卻是隔年的坎城影展。記不得名字的一位日本導演,參與競賽的片子說的是一位曾被綁架的人在獲救後的生活。片中的角色出乎意外的,獲救後的生活幾乎是另一種煎熬。輿論是不支持這些獲救的人質,認為他們讓日本蒙羞了,浪費了國家的金錢及資源。甚至他們都沒有了朋友,甚至走在路上都會被指指點點,有些更激烈的人會用更粗暴的字眼,肢體來表達他們的不滿,甚至波及他們的家人。片子的內容在日本是真實存在的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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