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 喵 達 姆 牌

約是04年,法國一位女記者Lorence到伊拉克做採訪工作而被綁架，一起被綁的還有她伊拉克籍的男翻譯。那段時間，法國媒體每天不斷的報導，政府官員經常出面承諾將盡政府所有力量營救，巴黎市長在市政廳前掛起了營救Lorence的相關布條。期間經歷的時間不短，這則新聞時大時小，但是電視台總會在晚間8點新聞的一開始告訴民眾女記者被綁架的日數。某一日,傳來女記者將被釋放,媒體釋放出的訊息是愉悅的,我們看到女記者的母親喜極而泣，以及政府官員的欣慰。女記者和她的伊拉克籍翻譯是搭法國派去的專機回到法國。那一天，法國電視台少見的做了SMG連線，即使只為了拍攝到女記者一面，以及簡短的感謝。正式的記者會是在隔日，女記者在會中表達了她對大家支持及政府的營救無限的感謝，並敘述了被綁的過程。以我，一個外國人所感受到氛圍，整個社會是支持他的，因為她能夠順利被營救而對政府抱有正面的態度，因為她的平安回來而高興。 

同年（或是前一年），日本也有幾名人員在伊拉克被綁；這幾名日本人是以志工的身分到伊拉克。
日本政府最後雖也營救了大部分的人員，但不幸的還是有犧牲者。
這則新聞在法國也有不小份量的報導，但是真的引起我的注意卻是隔年的坎城影展。記不得名字的一位日本導演，參與競賽的片子說的是一位曾被綁架的人在獲救後的生活。片中的角色出乎意外的，獲救後的生活幾乎是另一種煎熬。輿論是不支持這些獲救的人質，認為他們讓日本蒙羞了，浪費了國家的金錢及資源。甚至他們都沒有了朋友，甚至走在路上都會被指指點點，有些更激烈的人會用更粗暴的字眼，肢體來表達他們的不滿，甚至波及他們的家人。片子的內容在日本是真實存在的。 

今天，被釋放的南韓人質終於全數回到南韓，看到的不是法國女記者及他的翻譯獲救後的感謝，而是對國人及政府的道歉。負面的觀點和日本一樣，認為是人質讓政府付出了大筆的贖金，耗了太多國家資源。日本和南韓出現的觀點，認為了國家比個人來的重要，當個人危及了政府的利益，個人是該被犧牲，不值得用全民的資源來營救這些個人。但是，兩個人困在大水中的沙洲，政府該出動緊急救援行動來救人，即使是兩個外國勞工；幾十人受困在地底下的礦坑，即便花上幾天幾夜，無數人，都得把受困的礦工救出；大地震後的屋瓦堆裡，救援隊來回的尋找，就算過了黃金救援時間，也不該放棄機會；這些都是政府的責任，不分貧富貴賤。令我驚訝的是，這兩個經濟發展進步的國家，人權的觀念卻還需要教育。

我不禁要憂心的想，如果是在台灣呢？我們是否會更尊重每一個人的生命，還是認為那是他們自己要去的？